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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伟的最后一课 | 故事硬核

何雨珈 故事硬核 2021-07-02



编者按:

7月的第一天,非虚构作家何伟(Peter Hessler)结束了在四川大学的课程,准备举家返回美国。我们邀请何伟的好友、自由译者何雨珈记录下他的最后一课,并回顾他最近两年的生活与创作。

“时间记得,故事未完,生活循环往复。”最后一堂课上,何伟讲述了这样的故事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文:何雨珈

编辑:杜强  武奋丰



*


2020年8月下旬,何伟在武汉采访,而他远在成都家中的双胞胎女儿,Natasha和Ariel,在住家附近府河边的草丛中发现了一只大概一个月大的奶牛猫,把它抱回了家并取名叫“Ulysses”,尤利西斯——她们认为这只小猫一定环游过世界。


如今尤利西斯已经一岁了(两个女孩将6.26定为他的生日),即将开始猫生的第一次远游。7月4日,他将飞往美国科罗拉多,等待着他的,是广袤的高原草场和一座看上去布满大窗户,十分舒适的别墅。


但新生活的前景也不尽然美好,别墅里早就住了一只霸气的埃及豹猫,名唤穆尔西(Morsi),照片里的这位“主子”即便是慵懒地趴在柜子上,眼神里也透着凌厉,一副不好惹的样子。他是何伟一家在埃及生活的五年中领养的一只猫儿,算来比尤利西斯年长近十岁,根据观察,气场也强出不少。


何伟特地为他写过一篇文章,《家猫名唤穆尔西》(Morsi the Cat,我的中文翻译版见这里),发表在2018年5月7日的《纽约客》上。7月1日,也就是昨天,他在四川大学上的最后一堂“新闻与纪实文学导论”课(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and Non-fiction),与学生们讨论的文章正是这篇。


他们养穆尔西,是因为两个女儿接连被老鼠咬伤。而穆尔西一入家门便战绩斐然,咬断了两只老鼠的头,从此这些烦人的啮齿动物就在他们家中绝迹了。但穆尔西的凶猛对鼠也对人,把当时只有两三岁的Natasha和Ariel也抓出了血,还把女主人Leslie抓得去打了疫苗。


等一家人结束埃及生活回到科罗拉多后,穆尔西神威不减,在高原上继续制造着“无头鼠尸案”。


何伟问学生们:“你们觉得两只猫见面以后会怎么样?”又自问自答,“穆尔西会整死尤利西斯的。反正她们是在我不在的时候捡的这只猫,不关我的事。


这是他的又一个冷笑话,语气严肃,表情认真,不了解他的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。我倒是熟悉了他的套路。之前他跟一个朋友见面,对方问尤利西斯还好吗,他面无表情地说,“那个猫得了癌症,我们只能淹死他。”在场的两个女儿也很聪明地配合,装出一副忧伤的表情。当时的尤利西斯应该正在他家高层的阳台上上蹿下跳呢。


有一次我帮一个读者找他签书,说这位读者专门要求他写一句赠言,他一挑眉毛问我,“什么赠言,‘我爱你?’”彼时我已经对这样的玩笑波澜不惊,“不是的,读者希望你祝她早日找到男朋友。”


这种冷幽默时刻总让我在恍惚间重回他的作品。《江城》里写到当地的空气污染,他擤鼻涕时纸巾上总会有一团“黑色油腻腻”的东西,后来他的解决方案是“擤过鼻涕之后不再去看纸巾了。”


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内在涵义上,这都是“黑色幽默”。这样的幽默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,在课堂上也是一样。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课程不时响起学生的欢笑。


他讲在埃及住的公寓条件很差,时常断水断电,展示了一张黑灯瞎火的照片,模模糊糊地能看到一张桌子,碟子和水杯,小小的双胞胎对坐着,各自头上戴了个电筒,像煤矿工人。何伟说,“我们在吃晚饭呢。”


又指着照片一片漆黑的远端,“Leslie坐在这里,你们看不到吧?她可美了。”


相比之下,他们在成都这两年,住的地方可谓“豪宅”。市中心地段,距离太古里春熙路不过两站地铁;小区严格地分了出口和入口,没有业主卡的访客需要登记自己的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、来访理由,还要打电话给住户确认方可进入。位于高层的公寓是宽敞的三室两厅,还有连通客厅与一个卧室的大露台,晴朗的夜晚凉风习习,可以眺望府河边星星点点的灯火。他喝啤酒,妻子Leslie喝红酒,两个女儿喝牛奶,四人干杯,成都的小夜晚美滋滋的。


有读者早就猜出了他住在哪儿。2020年3月23日,他在《纽约客》上发表文章,《封城生活》(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),虽然没有写住所的具体位置,却详细描述了小区的周边、设施、管理,甚至写出了自家房号1901。有人在社交网络上找到我,说,“我知道他住在哪儿了哦。”我转述给他,问,“你不怕疯狂粉丝找上门来呀?”


“早就有人在我跑步的时候拦住我打招呼了。I don’t care。”


他和同为纪实作者的Leslie都赞叹中国读者的热情,说在美国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人找他们签名,认真读他们的书,还能如数家珍地把书中细节一一罗列。由于希望在中国长期做深度报道,总接到各种活动邀约的两人尽量保持低调,不怎么接受采访,也尽量不参加大型活动。也因此,他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读者私底下的签名要求。有的读者要求在上款与签名之外,还要写一大段赠言,何伟就让我截好图,放大,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。幼稚的中文笔迹和那些严肃的话凑在一起,很有反差萌。一位读者留了纸条,说赠言请他“内容自拟,形式不限”。他老老实实地写道,“To XXX,内容自拟,形式不限。何伟。”


他写的书比Leslie多,签名的任务自然也重一些。他的冷幽默对妻子同样毫不留情,“这种时候Leslie总是很嫉妒我的。”此时Leslie就笑吟吟地看着他,一脸地习以为常。


还有读者在外地见到他,拿出Leslie的作品《打工女孩》让他签名,他一边说“太讨厌了,这样搞得我像专制父权大家长”,一边大笔一挥,“扛工女孩,扛工快乐!作者的老公。”“扛”字也不知道是故意写错,还是书写不好造成的错别字。


《寻路中国》英文版的扉页低调而深情地写着“for Leslie”(献给Leslie)。他对妻女的爱和冷幽默一样,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表现出来,却会正中红心地戳到看懂的人。


课堂上讲的这篇《家猫名唤穆尔西》,故事围绕猫咪展开,大背景是“阿拉伯之春”时期的埃及,发表在《纽约客》上时,原标题叫《开罗:一种爱情故事》(Cairo: A Type of Love Story)。Leslie贯穿始终:和他出身背景不同,却有着“某种相似的不安分”;一起制定人生计划,去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丰富语言的地方;一起养育孩子;因为埃及的政策,并不看重一纸婚书的两夫妻在上飞机的前一天去县法院做了登记,仪式开始前Leslie还抓紧时间到楼上交了最后一个超速罚款。


我从字里行间读到一种欣赏:我老婆清醒果断,独立自主。结婚时去交个交通罚款这种事,Leslie做得出来。在成都的这两年,何伟教学和写作都没落下,经常要去别的城市采访。Leslie则主要在完成关于埃及的写作,一边照顾两个上公立小学的女儿。我每次见到Leslie,总觉得她像我小时候想象的“花木兰”:典型的华裔长相,长发披肩,椭圆的柔和脸盘,一双丹凤眼自带坚毅。我们饭后聊天时,她笑得像成都的春风,亲切温暖,转眼又能用很坚定的语气对正玩儿得开心的两个女孩子说,“时间到了,马上睡觉。说晚安。”如果第二天要上学,孩子们的睡觉时间是晚上八点,雷打不动。


Leslie还会在席间要求她们把嘴里的东西吃完再说话,不要站起来夹菜。如果是吃我做的菜,孩子们会在吃完后来到我身边,郑重其事地看着我的眼睛,用清晰的中文说,“谢谢你,雨珈阿姨,非常好吃。”这样的礼节我领教过多回,依然会每次都有些许震惊,顿一下才能回答,“不用谢,不用谢。”


川大英语系学生Serena说,有一次她去找何伟请教问题,他解答完之后,突然换上少见的感慨语气,说,“无论你写多少文章,取得多么大的成就,到头来还是妻女家庭最重要。”


这么“肉麻”的抒情他在我面前不曾有过;但好丈夫、好爸爸的特质显露出不少蛛丝马迹。他曾经因为疫情隔离政策放弃重要的外地采访。“如果编辑因此不满,那也没办法。我不能隔离。这样Leslie太难了。我必须得赶回来送两个孩子去上学。”Leslie一喊孩子们睡觉,何伟也必定帮腔,严肃地要求她们听妈妈的话。


在公共场合,Natasha和Ariel漂亮的长头发总是梳成两根工整漂亮的辫子,在背后得意地甩来甩去。我有一次想当然地问她们,“妈妈给你们梳头发费了不少时间吧?”她们瞪大眼睛,“你说什么呐,妈妈不会梳头!都是爸爸给我们梳辫子的!”


今年十一岁的她们无疑明白自己拥有一对非凡的父母。她们为Peter和Leslie Hessler写过一个档案,“他们做过什么:所有的事情。他们没做过什么:没有没做过的。”她们看过父母写的所有书,也有各自最喜欢的《纽约客》作家和漫画家。


常与一家人见面的朋友会戏称“龙王的女儿会凫水”,因为孩子们无论什么场合,总捧着一本书在忘情地阅读。我最初和她们见面,两个九岁的小孩儿就跟我聊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,那是我大学时才看的书。最近她们在系统地阅读村上春树的英文版著作。有时候一起吃着饭,她们会请我开个头,开心地背诵起学校里学的古诗词。一次她们把我拉进房间说一起玩,我还在担心怎么陪这个年龄的小孩子玩耍。她们用发音语调都标准过何伟双倍的普通话说:“雨珈,你从书架上选一本书,我们一起看书玩儿吧。”我从书架上抽了一本英文版的《红楼梦》,她们跳起来地欢呼道,“这本书很好看!”


一次跟我讨论完写作后,何伟突然化身“炫娃狂魔”。“她们很厉害的,还不到十岁,已经读完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她们已经能用中文写文章了,写得很好。如果她们愿意的话,会成为很好的作家。”等到了女儿们面前,老父亲又藏起这份骄傲,开起玩笑,“你们以后能做服务员就不错了,是不是啊?”转头又告诉我们,“我和Leslie都没有买保险的。因为要是一个人死了,另一个就能根据这个写一本书,能赚钱的。要是我们同时死了,两个孩子也能写,还是没问题的。”


孩子们在我家玩儿Switch,他在旁边忙着录像,笑得脸上褶子一道一道地凸显出来。前不久她们在家里扮演僵尸,何伟边拍照片边说:“除了你们是鬼,家里还有个鬼。你们知道是谁吗?”


我已经很熟悉他的套路,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。


何伟大喊一声,亮出双爪:“还有我这个洋鬼子!”


课堂上的何伟


*


提起离开成都,何伟最为Leslie遗憾。“这两年发生了太多事情”,他说自己采访、报道和搜集到的内容,足以写一本书了。但Leslie才刚刚写完关于埃及的书,本来是打算用剩下的三年去好好探索成都和整个中国,发掘新的素材,续写之前的故事,比如探访《打工女孩》中的故友。如今计划不得不中断。“她牺牲太大了。”


但就像他在这篇《家猫》中所写,“老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,但新计划也很容易制定。……专注去做那些能控制的小事。”在得知无法续签工作签证因此只能举家暂时搬回美国后,夫妻俩非常冷静且分工明确地安排好了大事小情。Leslie趁着何伟没课的时候去了东莞,寻回了《打工女孩》中的好些旧人(其中一个女孩现在俨然登上了人生巅峰,拥有一辆保时捷和一辆奔驰)。


而何伟则平静地来上这最后一课,从晚上六点半上到九点。学院的选修课,大一到大四的学生都有。有些桌上摆着他的书,目不转睛;有些之前就上过这门课,今日是特地前来。也有学生忙着做别科的作业,还有个学生打开教室里配的电脑,先是在线打麻将,然后玩纸牌。


他爱这份教学工作。《江城》中涪陵的欢乐教学时光延续到了成都的课堂上。他谈起学生总是赞赏的态度,“他们很聪明,很优秀,做了很多有趣的调查。”


前文提到的Serena,本来的梦想是想写小说(就像何伟在某本书中提到的自己),去年先旁听了何伟的这门课,再通过申请正式选修,如今,她已经保送了复旦国际新闻系的研究生。Serena说,“看到他就觉得自己想成为他。他鼓励我往专业方向发展,这对我很重要。”


这个眉清目秀,笑容纯粹的小姑娘又翻出何伟在她的习作中写的批注,“你应该考虑以后从事相关专业,来发挥自己的写作技巧和观察能力。也许这是一条艰难的路,但你既有天赋,又有决心。”


后来,何老师又给她写邮件,“韧性有用;耐心重要。你申请课程时表现了这两种特质;更重要的是,你在后来的研究和修改中也表现出来了。无论你如何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,这些特质都将对你产生巨大影响。你应该满怀信心地继续下去。要记住,辛苦的劳作也是很重要的,其中很多都很枯燥乏味,也可能并不光鲜;但必须要去做;假以时日,都会以某种方式成为有价值的东西。”


今天,已经完整上过一学期课程的Serena,又特地前来上课了。“反正他就是我想活成的样子。”


最后一堂课上,何伟问学生,注意到文中的伏笔了吗?


有学生回答,你们在埃及住的公寓,有蜘蛛网状的门窗,这是一个伏笔;透过蜘蛛网状的门,能坐上像拜占庭石棺一样的老式电梯,这也是一个伏笔。


在后文里,同住一个公寓楼的老太太把头穿过蜘蛛网门去电梯井找猫,石棺一样的老式电梯停在她头顶上不动,而此时有人在一楼按了电梯。


不动声色的惊心动魄是何伟惯用的写法。他的故事总是讲得细致、干净,没有闲笔。这种效果大部分得归功于他的洞察力。2019年他到成都定居后不久,我得知他要重返涪陵,于是拿着《江城》赶去那里见他和他的译者李雪顺老师。我们坐在一个宾馆的大堂里喝茶聊天。那是个散发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气息的大堂,一些玻璃圆桌边围着厚重的藤编椅子,我们感觉像在开“老干部茶话会”。


正聊着,何伟突然站起身来走了一圈,我以为他坐累了想休息一会儿。几分钟后他回来了,问我,“你注意到了吗,每个桌上都有一个‘禁止吸烟’的牌子。”我说,“是的,一般这种大堂都会有吧?”


他又狡黠地眨一下眼睛,“但是牌子旁边又都放了一个烟灰缸。”


不等我笑,他伸手指着不远处烟雾缭绕的那桌,“那几个人就在禁止吸烟的牌子面前抽烟啊,烟灰就掸在旁边的烟灰缸里。”


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他数次重返涪陵(仅我知道的就至少四次),不知又观察到多少这种有趣的细节。


即便是家常闲聊,他也总是在观察和记录。


一次,一个朋友谈到滑雪受伤的人会组成一个微信群,名叫“干瞪眼”,意思是因为受伤干瞪着眼睛没法滑雪。何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连忙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本子和笔记下来,后面拜托我帮他做了进一步的搜索和调查。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他今年6月21日在《纽约客》发表的最新文章的开头。


本子和笔是他的宝贝,他也在以往的课堂上和很多采访中多次提到,一定要随身携带本子和笔,把一切都记录下来,“因为没有人能有那么好的记性。”他的小本子上布满了我不太能辨认出的中英文,他的笔迹非常潦草。“我自己过个几天都不认识了,所以要及时整理。”


我劝过他,不如直接用手机来记录,直接就是打印版,也好复制粘贴来整理。


他露出非常嫌恶的表情,“我讨厌科技!(I hate technology)”一切都需要用智能手机搞定的中国显然让他很不适应。他用着一个老款的iPhone,里面装了支付宝、携程、滴滴……刚到川大教书的时候,每次和学生谈完话,他总会拜托对方教自己用一下滴滴打车,好赶快回家。有一次他在携程上订酒店,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行不到付款的那一步,打电话向我求助,我建议他下个另外的酒店应用试试。他回我,“一想到我又要在手机上多下个什么鬼app,我就想把手机扔到窗户外面去。”


我差一点就回他,“幸亏你写得特别好,不然谁惯着你。”


何伟在课堂上展示


*


6月2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,主题是滑雪和2022年冬奥会,算上这篇,在成都的这两年,何伟一共在《纽约客》发表了七篇以中国事件为主题的文章,每篇刊登时总会有人积极地主动翻译,发在网上。何伟委托我把比较好的翻译版本收集起来,认真地做了存档。他的电脑里,按照年份、地点、不同材料的归类,分了无数个整齐的文件夹,几十年前的资料眨眼就能找出来,让同为双子座,电脑里却一片混乱的我汗颜。


他的文章总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阵舆论争议,海内海外,中美两国,不同观点立场的人,都对他有褒有贬,由于互联网上批评的声音总是比赞扬的声音大些,说得难听点儿,他就是“两面不是人”。最常听到的一句风凉话是,“何伟写如此这般的内容,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?”


我们谈起这些评论,他淡淡一笑,“什么目的?挣稿费啊。”


我常觉得他是个心地单纯的人,虽然因为职业原因阅人无数,很会耍小聪明,挺会糊弄,也挺会交际。但他呈现的作品,永远都是在单纯地报道记录自己所见所闻,一字一句,只做好这一件事情。我有个不成熟的理论,心地单纯的人,容易显得年轻。1969年出生的何伟,虽然总是工作到深夜,备课写文,或者在外奔波采访,看着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。


七篇文章我每篇都认真读过,依然是熟悉的何伟,写的全是自己亲眼所见,几乎不表达强烈的观点或立场。至于读者的解读,那是读者的事。正如Leslie所说,“他永远写的都是自己想要写的。也绝不会因为顾忌到什么就做自我审查。”


何伟的最后一课


*


至于写埃及的文章,大概因为离两个国家都距离遥远,反倒是一片清静。何伟又问学生,你们注意到这篇文章中有个人物,几乎在我每篇写埃及的文章中都出现了吗?


学生们会心一笑,“赛义德啊”!


何伟说,对,那个收垃圾的人赛义德。“所以,《纽约客》的事实核查员(fact checker)又要找赛义德了。”


看来应该是在前面某次课讲过了《纽约客》的事实核查制度。对此我也有充分的领教。他来成都定居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主题是我的翻译工作和译作出版情况。刊登在“成都明信片”那一栏,千字上下,并不长。正式刊登前他告诉我,你会接到事实核查员的电话。还加了一句,“会比较麻烦,提前道歉。”


我实在不应该说那句“没关系”。电话那头的人几乎是将整篇文章写了什么给我全部交代了一通,每个细节都过问了一遍,包括我家是不是真的住在高层,我是不是说过某句话,何伟在文中提到的某句措辞从我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准确……有好几次我都想说,“这重要吗?”


同样疑问后来又数次冒出。他的很多文章我都有帮忙前期调查联系,进行一些中文资料的查找,免不了被事实核查员核查。在每个他发表文章的周一前几天,我就会心里吐槽,“事实核查员又在‘发疯’了!”每一个场景描写都必须拿出看得见的图片或视频证明,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有两个以上可信赖的来源支持;到底是“很多”,还是“一些”;到底是“某个”,还是“某几个”……很多时候,我都是一边骂骂咧咧地回邮件,一边对这篇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感到十二万分的放心。


他对学生说起这个在埃及负责收垃圾的人赛义德,脸上浮现出温情的微笑。他不是那种“吸血鬼”般的写作者,扑在采访对象身上“吸血”完毕,拍拍屁股就走了。他说不久前还跟赛义德通过电话,他一切都好,没有生病。


何伟似乎尽力和自己采访过的每一个人保持着联系。这两年他在数次回访涪陵时,见的还是九十年代那群学生,那些老朋友。后来他去过上海、杭州、义乌、张家口……也是处处拜会旧友,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新的故事,寻获新的采访对象。我曾经根据他提供的一个手机号码,帮他重新联系上几十年前丽水的一位老友,对方一听他的名字就爽朗地笑起来,一口浙普脆生生的:“我当然记得他啊,那时候他对我们很好的,欢迎他再来玩儿啊!”


他之前在中国的那些年,似乎是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期。这两年,我有时候帮他联系采访对象,会说他是“作家何伟,大学教授”,在做某个研究,好歹先让对方应承下来。很多人见了面才反应过来他是个老外。碍于面子,也没有拒绝采访。只是转头给我发微信,“他是个外国人啊!”我一边装傻,一边对他很有信心。他很懂得怎样让被访者说话,问对方什么样的问题,怎样随机应变。


也有一部分人一听要“采访”,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,赚钱还来不及呢,凭啥跟你聊啊?我的新闻从业经验有限,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了,问何伟,可不可以先找个什么理由,说你想跟对方谈个生意,先见到面再说?他语气严肃地讲,不可以,你必须要一开始就对对方说明来意。不用说太多,但是要说明。


他很少这样认真地教我做事。我后来想了想,他大概是很怕《纽约客》的事实核查员。


何伟给学生的临别赠言


*


讲完赛义德,何老师又对学生抛出一个问题:注意到文章中成对出现的事物了吗?


文章里成对出现的事物有很多,他的双胞胎女儿,同一栋楼的双胞胎兄弟,法老与王后,上埃及与下埃及……古埃及人本来就拥有一种“双生”的世界观,就连“时间”也有两个单词,neheh和djet:


一些学者告诉我,现代人大概不能充分理解这一概念。我们已经对线性的时间习以为常,一件事发生,另一件事随后:革命爆发,接着来场政变。这些事件与重要人物做出的行为一一累积,写就了历史。


但古埃及人从未按照我们的定义来书写历史。事件(kheperut)是不可靠的,因为它们打乱了自然秩序。相反,古埃及人生活在“周期时间(neheh)”当中。Neheh关乎的是日升日落、季节更替与尼罗河每年的涨落,总是循环往复,更替接续。而Djet呢,则是静止恒定的时间。法老驾崩,便进入djet,进入诸神、寺庙与金字塔中的时间。把尸体做成木乃伊,就是人类对djet的体现,艺术也是。在djet时间中,有些东西已经完成,但不会过去;永恒地存在于当下。


何伟无疑是个会讲故事的人。写文著书如此,课堂上也是如此。他把两个时间概念放在一旁,模仿起埃及总统穆尔西(对,猫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)被关进笼子出庭受审,发疯大喊“我是共和国总统!”的样子,活灵活现。还把文章中出现的各种阿拉伯词汇教给大家,一本正经地要纠正每个人的发音。


他又讲起这篇文章发表之后,一位犹太物理学家给他写邮件,说自己一家人是多年前被驱逐出埃及的,根据文章中的各种描述,他们很可能以前就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。何伟请他发来照片,描述了种种细节,结果发现这一家人从前竟然就和他们住同一栋公寓,而且这位物理学家有双胞胎姐妹,竟然名字也和Natasha与Ariel几乎相同。“这是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啊!”在教室里的一片惊呼声中,何伟总结说,“对于非虚构写作,时间很重要。时间可以帮你成为一个作家,一个记者。时间可以很长,也可以很短。时间可以帮你记得一切;时间可以透露更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和细节;故事永远也没有结束;生活在循环往复。”


时间记得,故事未完,生活循环往复。我在几年前就应某杂志的邀请翻译过这篇《家猫名唤穆尔西》,与编辑进行了认真的打磨;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译稿未能发表。而今天的“最后一课”,他恰巧就把这篇文章作为阅读材料来分析。我因为熟悉文本,对其中细节几乎耳熟能详,听他讲其中故事与写法,体会特别深刻。原来一切的因,都必然有果,故事果然是讲不完的。


2019年的夏末我第一次在成都与他见面,他穿的是自己那件标志性的水绿格子衬衫,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,手上戴了一块黑色电子表。今天在大学校园的最后一堂课上,他仍然穿着那件水绿格子衬衫(他是否有多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呢,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,也不关心),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,手上戴一块黑色电子表。我想下次再见时,他应该还是这身水绿格子衬衫、钢笔、黑色电子表的行头;如果要我给他画像,不需具体面目,光此三要素足以。要我说,他这身装扮似乎就存在于djet当中,被静止恒定的时间封印。


我带着《江城》去涪陵那次,经过何伟和李雪顺的指点,再根据书中叙述的种种,成功找到了他以前住的那个公寓楼。曾经特地提供给外教的高级公寓楼如今已经荒废,剩下一些没有搬走的盆花,无精打采地煎熬着最后的生命。书中的“涪陵师专”也已经改名“长江师范学院”,有了一个全新的校区。但我站在那栋楼下,隔着楼的缝隙望着碧绿的乌江水,竟然听到书中描写的轮船汽笛,“呜——呜——”若即若离。我瞬间就有种穿越之感。城市和时代在变化发展,文字留下的感觉永存。


何伟用作品记录下的这些地方,“已经完成,但不会过去;永恒地存在于当下。”无论是九十年代的涪陵,奥运前后的北京,过去两年的成都,还是正在发生着,且未来还会发生种种大事的中国。


就像他在那番“时间论”之后给学生的赠言,“时间就在这里,事情就在发生,请你们记录一切。”


我曾在出发去写一篇特稿前,特地上门请何伟和Leslie给我进行“紧急特训”。两位非虚构写作大师给我讲了些采访要点,问问题的技巧等等,但最重要且不断被重复的一点,就是“记笔记,录音,拍照片,记录一切。”


这里的“记录一切”,是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工作技巧;而何伟告诉学生的“记录一切”,则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责任,一种态度,还有,他的希望。


说完这个希望,何伟平静地说,“就这些,祝你们好运。”并用一声干脆的中文“下课!”结束了他在四川大学的最后一课。


学生们迟疑了一秒,鼓掌致意,却也并不热烈。


(完)


何雨珈,自由译者,撰稿人,吃货厨娘,在肉汤“咕嘟咕嘟”的BGM之中不那么潜心地从事翻译工作。译有《鱼翅与花椒》,《川菜》,《再会,老北京》,《东北游记》,《丹麦女孩》等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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